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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巴特:手的故事

马拉巴特 十月杂志 2020-02-14


手稿的故事

——《完蛋》作者序

文/(意)马拉巴特;译/唐祖论

Kaputt:来源于希伯莱语:完蛋,牺牲;

或者来源于法语:扑克牌游戏中的全输,

彻底输掉。有毁灭、瓦解、破碎的意思。

——《梅耶氏百科全书》

《完蛋》的手稿有它自己的故事。在我看来,这手稿的秘密故事,就是本书最恰当的序言——世上再没有比它更贴切、更恰当的序言了。

我是在1941年的夏天,开始撰写《完蛋》的——德苏战争的开始阶段——当时,我借住在乌克兰贝斯桑卡村的农民罗曼·苏契纳家中。每天上午,我坐在院内的刺槐树下工作。苏契纳就在猪圈旁的空地上磨镰刀,或是切削喂猪用的甜菜和萝卜。我们的院子和一座乡苏维埃的大院毗连,它当时已被纳粹党卫军的一个突击队占领,每当有党卫军临近篱笆时,苏契纳就假装咳嗽报警。


农舍,虽然是茅顶土墙,用泥巴和砸烂的麦秸加揉牛粪建成,但是它小而清洁,除去一架收音机、一架留声机和一个堆着普希金、果戈里全集的小书橱外,别无其他值钱的东西。这就是老农的家,苏联的三个五年计划和集体农庄的建立,使他摆脱了贫困、愚昧和肮脏。罗曼·苏契纳的儿子加入了共产党,他是贝斯桑卡村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的技师。他已驾驶拖拉机跟随苏军撤退了。他的妻子跟他在同一个农庄工作。这是一个年轻、沉默而又善良的妇女,一干完田野和院内的农活儿,就坐在树下读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是苏联国家出版社为纪念伟大诗人去世一百年,在哈尔科夫出的特别版。她使我想起克罗齐的两个女儿,爱伦娜和阿尔达,她们时常在梅亚纳避暑别墅一棵硕果累累的苹果树下,阅读希罗多德的原著。

当我必须重返前线时——从寄居的这个村到前线不过两公里——就把手稿交给苏契纳,他把手稿藏在猪圈的墙洞内。当我寄回国的战地报道,在意大利《晚邮报》上发表后,引起德国方面震怒,派盖世太保前来抓捕我,并将我驱逐出乌克兰时,苏契纳的儿媳已将《完蛋》手稿缝入我军服的夹层里。我将永远感激农民苏契纳和他年轻的儿媳。他们为从盖世太保手下救出这危险的手稿冒了很大风险。

1942年1月及2月间,我在波兰及斯摩棱斯克前线逗留,继续撰写《完蛋》。离开波兰前往芬兰时,我把手稿缝入羊皮袄内随身带走。藏身于芬兰的两年时间里,除了最后一章,我已基本写完全书。1942年秋,我在拉普兰地区的贝沙摩前线感染了严重的疾病,获准返回意大利疗养。在柏林近郊坦普洛夫机场,全部旅客全都被盖世太保搜查。幸好我随身未携带一页手稿。我在离开芬兰前,已将《完蛋》手稿一分为三。一部分托付给西班牙驻赫尔辛基的公使奥古斯丁·德·福格萨公爵,他将返回马德里外交部述职;一部分托付给罗马尼亚驻赫尔辛基的公使馆秘书康特米尔亲王,他将前往里斯本公使馆就任新职;一部分交给米哈伊莱斯库,他是罗马尼亚驻芬兰公使馆的新闻专员。正要返回首都布加勒斯特。这三份手稿经历了漫长的艰辛之后,终于到达意大利。我把它们藏在一个岩洞内,就在我位于卡普里岛的房子外面的树林附近,正对着法拉利奥尼的海上礁群。


我的朋友德·福格萨、康特米尔和米哈伊莱斯库,他们都知道我有多感激他们。我也希望有朝一日,我能返回柏林,向我至今仍然不敢披露姓名的德国朋友当面致谢,因为他们不惜生命为我保存在柏林写就的书稿,达数月之久。

1943年7月下旬,我在芬兰前线,一听到墨索里尼在政变中垮台的消息,就将最后几章的手稿藏在靴底,搭机返回意大利,我抵达罗马后,7月31日被捕。原因在于我公开宣称,纳粹德军入侵意大利迫在眉睫,并且谴责了政变领导层的巴多格里奥元帅,没有采取积极步骤去应对危险。

当时,我甚至来不及换下皮靴,就被投入罗马的“天后”监狱。我早先在此度过的铁窗岁月,使我对狱中情况相当熟悉。幸运的是,由于时任人民文化部长,随后又出任驻安卡拉大使的奥古斯托·罗索,与盟军讨论停战条件的卡斯特拉努将军,以及佩特罗马奇部长和时任对外新闻处主任的公使馆参赞卢里等人的及时干预,我才得以获释。

1943年9月,我在自己位于卡普里岛的家中,写完了《完蛋》的最后一章。

《完蛋》是一本残酷、恐怖而又快乐的书。那种残忍而又可怕的快乐来自我几年中的战地经历,我亲眼目睹了欧洲崩溃时那种不寻常的场景。战争在这本书中只扮演了次要角色。我试图说明,战争只是一种托辞,而托辞又不可避免地属于命运的范畴。所以,在《完蛋》中,战争就是命运,战争不可能以其他的方式出场。战争与其说是主角,不如说是观众,就跟风景一样。在本书中,战争就是客观的景色。

“完蛋”,这个残忍而又快乐的妖怪,才是本书的主角。“Kaputt”,字面的意思是“破坏、完蛋、粉碎、毁灭,化为乌有”,没有比这个冷酷又近乎神秘的德国字眼儿更能够描绘“我们的欧洲是一堆瓦砾”的了。但我宁可选择完蛋的欧洲,而不是昔日的欧洲,二、三十年前的欧洲。我宁可重新开始,而不是像必须继承一份不可变更的遗产那样,什么都照单全收。让我们希望新的世纪是崭新的时代,作家们尽情享有尊重和自由,因为意大利的文学既需要尊重,又需要自由。我说:“让我们希望”,并非因为我对自由及其利益缺乏信心——我也是因为拥有自由精神和献身于自由事业而遭到监禁,被流放到利帕里岛上的人之一——而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意大利以及欧洲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做人有多难,当作家有多危险。

希望新时代是一个人人自由并受到尊重的时代,包括作家在内!因为只有通过自由和对文化的尊重,意大利和欧洲才能从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讲到的那些残忍可怕的日子中得救。这位启蒙者说:“在传说中的上古时代,洪水过后,从污泥中走出来的是手执武器、相互残杀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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